民革上海市委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全国高校学术文摘》杂志社人文编辑部主任  董淮平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复杂格局，就没有停止过对于符合中国国情政党制度的探索，而“合作”作为可以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恰恰是对于中华传统精华的最好承续。虽然政党制度是舶来品，虽然中国共产党坚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源自西方，但是自建党9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遵循着中华民族本身具有的实践理性精神（此乃张维为概括“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国情或中国文化基因的关注。既然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作为政党诉求，那么从逻辑上而言，就不必参照以竞争为特征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模式便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自然选择。更何况这样一种选择或许更能体现“和合共生”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进而能够与“中国模式”的内在理路交相辉映。

国内外学术界有太多的研究成果，指向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巨变的原因，其中无法回避的，是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与“强势政府”（亦系张维为总结的“中国模式”特点之一）的超强动员能力。换言之，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模式”不仅具有内在一致性，而且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还是“中国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助推器。首先，中国政党制度以其核心理念“合作”代替“竞争”，可以避免由“竞争”带来的成本，提高领导的效率，加快“中国模式”形成的速度；其次，中国政党制度内蕴的“统一战线”原则，能够集聚最广泛的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力量，为“中国模式”的形成提供丰富的养料；再次，“合作”理念与“统一战线”原则，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防御“中国模式”发育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因素。

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在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架构下，主要包括执政党与参政党两个方面。有关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地位与功能，不仅有诸多文本对其进行法定意义上的保障，而且也有大量研究涉及更深层次的发展领域。笔者欲从执政党与参政党认同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政党制度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政党制度源自西方，有关政党认同概念的产生也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选举的经验。比较诸西方国家的政党认同，戴辉礼在《中国执政党认同的概念、功能及建构途径探析》一文中，对中国执政党认同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执政党认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承担的功能更多。”中国执政党认同包括两个方面：在民众认同方面，“具体说，执政党认同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无形资源，其拥有程度直接影响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而在根本上影响着执政党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政党认同的原因有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两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积累了较高程度的认同，许多民众对其有情感归属感和忠诚感，这得益于历史上其和人民群众建立的亲密联系，也得益于建国以来持之以恒地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社会化”。对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一笔值得珍视的宝贵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源自一种“合作”的精神，与广大人民相连，是需要努力维护的。这就涉及认同的另一方面，即执政党自身的认同。对此，作者指出：“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其必须通过有所作为来赢得公众的认同，从这个意义来说，政党认同的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执政党自身而非民众。”进而，在现代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政党认同的途径可以归纳为：一是利益层面，表现为“提高执政绩效，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民生需求”；二是政治结构层面，需要“构筑和执行清晰、合理的规则和程序”；三是价值理念层面，应“通过理论创新和政治社会化途径扩大执政党的价值观共识”。四是人格和道德层面，也就是“执政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影响以及塑造官员群体的政治道德”。这四个层面的概括，从民生、制度、价值观、伦理道德等维度思考执政党的认同，其中每一个维度，都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精神，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与“中国模式”的良性运作。

当然，按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要求，政党认同似乎不应该仅仅限于执政党方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内在地规定了中国参政党的参政地位，而作为重要的具有法定参政资格的党派，中国参政党在参加中国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其本身的特殊性则是不可取代的：“接受执政党的领导，使中国参政党获得了一种高层次和超脱的政治地位”，这“是指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掌握政治决策权和决策的执行权，但是他们有机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相比之下，参政党的责任远没有执政党大，因为他们主要不是在行政机关发挥作用，而是主要在国家的政治协商机构发挥作用，这也是一种在政治责任上的超脱。再有，超脱还指参政党不在领导决策和决策执行的负责地位上，可以拥有一种与领导决策和决策执行的执政党不同的政治视野及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仅可以在全局性问题上形成不同的意见和要求，也能够充分反映自身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意见与诉求。”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架构中，参政党上述超脱的特征与分别代表的界别，加上其与执政党不同的“被领导”地位，构成了参政各党派不同于执政党的特殊基质，而认同之必要性，也由此基质而决定的独特功能所引发。因为在“领导”与“被领导”这对概念中，“被领导”固然处于客体地位，但是在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上，“被领导”的中国各参政党派的角色显然又各具其主体性，即有其不同于执政党的特殊地位、视野与角度，这是中国参政党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也是其需要加强认同的重要意义所在。

不过迄今为止，对中国参政党认同问题的认知比较薄弱，亟需将其纳入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模式”的框架，进行深入探讨。

有关参政党的认同，也与上述执政党认同一样，具有两个维度。一是面向民众的方面，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相比，除了各参政党党派成员，参政党在民众的概念中比较淡薄，对其地位、功能的认识往往存在误区。因此，从参政党着手的民众认同的增强，不仅能加深全体国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架构的体悟，认知中国政党制度的具体运作程序及其与“中国模式”的相关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深入人心，而且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还能够起到加强国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的作用。另外，只有执政党与参政党在认同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体现中国政党制度中的“合作”精神，中国发展模式中“合作”的价值，进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完善中国政党制度的“合作”特性。

在参政党自身的认同方面，首先需要牢固树立的，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念。因为这是中国政治制度架构的内在要求，树立了这样的认同，也就保证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其次是对“统一战线”的认同，这是参政党认同中的关键因素，需要具体说明。

一是如何看待“统一战线”这一沿袭至今的概念，即在中国面貌发生巨大变迁的当下，如何适应“统一战线”之“战线”的语境。其实，“统一战线”具有历史性，纵观其演变的历史进程，在启动与发展的早期，无论是反帝反侵略的口号，还是反独裁反专制的诉求，其中敌我或阶级之间的营垒同样分明，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都需要诉诸武力手段。因此，在当时运用“战线”这一多少带有火药味的概念，特别贴近历史实际。但恰恰是这样的贴切与针对性，才使之遗留下过滤不掉的“尚武”色彩，从而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迁，而“统一战线”的实际内容亦不断突破的情状下，使身处和平环境、将“和谐社会”作为美好愿景的人们产生纠结。应该说，这只是一种认同的焦虑，目的是想建立更切合中国当下现实促进中国发展的理念。但基于目前的现状，我觉得重要的是从摆脱“必也正名乎”的执拗心态入手，或许可以更深切地体认“统一战线”这一貌似刚性的概念中已经“柔化”的内涵。

二是寻找并认清“统一战线”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简明教程》中曾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之统战理论特点进行过详细阐述，并论及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统战工作需要注意把握的几个方面。根据我的理解，大略可以用下述关键词展现其要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在这里，“统一战线”体现为一种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并更多强调对于目标、观念的认同，构成当下的所谓“统一”。这种内涵的变化隐含着根本性的转折，那就是从早期多少带有“一元化”刚性约束的语境脱胎，悄然转换成更富于“多元性”的理念。另外，即便是要从“战线”的本意去体会“统一战线”的语境，作为一种政治联盟，我们仍需面对各种分裂的势力，而这种势力亦可被谓之“营垒”；我们仍处于竞争的世界，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想必也应凝聚力量共同面对竞争对手。这样看来，“统一战线”作为曾经的“法宝”，其意义已经延续到当下。由此可以确定，中国参政党树立对“统一战线”进行认同的坚定信念，是完全有必要且有利于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

三是开掘中国参政党对“统一战线”认同的不同面向。各参政党都应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不断对自身在“统一战线”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摸索与完善，并在伴随中国发展而产生的阶层分化过程中逐渐明确自身所联系的那一部分民众的特征；各参政党还要明确自身的职责，在参政议政的历练中探索不同于执政党乃至不同于其他党派的独特诉求；各参政党也应整合传统文化、党派自身与中国革命包括“统一战线”中有利于中国发展，有利于优化参政党功能的思想资源，构建参政党及其党派认同的观念体系。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执政党与参政党都需要加强认同的建构。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一以贯之的“合作”精神才能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架构才是完整的、有效率的、可持续的，也才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进而成为同样具有“合作”内涵的“中国模式”健康发展的能量。

责编　陶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