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抗战故事主人公吴淞，192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38年在长沙从军，隶属孙立人领导的税警总团。在黄埔军校七分校第十一期军官班受训。第九战区担任中尉联络参谋，1943年派往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9团3营担任联络工作，参加过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电影《喋血孤城》人物原型之一。

步枪打飞机的铁血传奇

吴淞口述 民革长沙市委宣传处整理

 “还有活着的吗”

　　“还有活着的吗？”声嘶力竭的暴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惊起任何回声。

　　21岁的吴淞，拿着孟连长给他的一支从阵地上缴获的三八大盖步枪，对着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一阵猛射。伴着硝烟和尘土的味道，吴淞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血渍，悲愤地对着阵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战友的遗体，大声吼着。

　　没有任何回应，空气在此刻像是凝固了一样的死寂。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又过了很久，又传来一阵更加微弱的声音。前者是驰援常德的第十军三师九团三营军官唐振南，后者是战友赵清福。三人会合到一起后才发现，除他们以外，三营再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三人放声哭吼，惊天动地。

　　“还有活着的吗？”当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断喝，再现于当下热播的还原常德会战的影片《喋血孤城》中的时候，尽管已穿越大半个世纪的时空，这悲壮的一幕依然摧人心魄。

　　67年后，已经出家，法号释来空的吴淞老人，回忆起当年发生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11月中旬，日军对常德形成了包围之势，守军57师余程万部8000余官兵作殊死抵抗，至11月下旬，除500余人仍在战斗外，其余将士悉数阵亡。“单是从孤峰岭到老码头，就有1400多具战友的遗体。”老人说，当时人死得多，已经不紧张了，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量多杀一个日本鬼子。

吴淞当时所在部队驻扎在衡山，为支援常德战场，该部接到命令急赴常德援战。吴淞作为负责统计弹药、卫生器材以及军粮消耗情况的第九战区兵站总监中尉参谋，随同部队驰援常德战场。

　　“从衡山到常德有300多公里路程，不能坐车，不能生火做饭，不能睡觉。”吴淞说，当时的公路已经破坏（为防敌人奔袭而破坏的），三个师的部队只能走山区小路，昼夜行军。“为了解决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部队出发前，在大米里加少量的油将米炒熟，像灌香肠一样，灌在细长的米袋子里背在身上，饿了就吃一点，渴了就在能见到的有水的地方（有时候是池塘，有时候是小溪）找水喝一下。”

　　经过四天三晚的急行军，11月27日从衡山出发的三个师全体将士，于30日凌晨到达常德，除一部分参加常德汽车南站的争夺战外，其余的全部被调往乾明寺附近参加德山争夺战。

步枪打飞机的铁血传奇

　　在刚刚上映的《喋血孤城》影片中，有一组催人泪下的镜头。一个重机枪连长，接过死去战友手上的机枪，对着低空飞行的敌机猛射。低空飞行的敌机，将这个连长打得血肉模糊，镜头惨烈异常。

　　“这个人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指挥员，我是亲眼看到他殉国的，当时现场的惨烈悲壮场景，远胜今天的电影镜头。”吴淞老人说。

　　1943年12月3日，德山争夺战打响。趁着日军飞机扫射的空隙，吴淞所在部队进占德山。

　　由于吴淞不是一线战斗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和军粮的消耗情况，掌握情况后好及时向上级汇报，所以上级只给其配备了手枪，而没有配备步枪、机关枪等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手枪的作用只有两个，一是近距离射杀敌人，二是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自杀免作俘虏。”但随着战斗的打响，阵地上已经分不清谁是一线战斗员，谁是后勤管理员了，情急之下，吴淞向孟连长请战，要求配备重武器。

　　“孟连长当时就从缴获的敌人武器中，拿了一支日军三八式大盖步枪给我。我拿着枪就开始打，到底打死多少日本兵，我也不知道。”吴淞称，由于自己平时主要是从事通讯、物资管理等工作，杀敌的机会不是很多，第一次开枪还是有点紧张，但到了战场，看着到处都是死人，反而不紧张了。

　　就在他拼命杀敌的时候，异常悲壮的一幕出现了。“第三师第九团团长张惠民，本来是可以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的，并不需要出现在战壕里。但这个来自山东的大汉，看到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气焰十分嚣张，就从指挥所里跑出来到战壕边督战。”吴淞说，他当时亲眼看到张团长站在战壕边，被敌军的飞机击中，从上到下全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分不清哪是哪了！”

　　看到自己的团长被敌机击中，三营重机枪连连长封全善，从士兵手中接过一支步枪，跳上壕沟，对着敌机的油箱一阵狂射。“我知道他当时的目的是想打中飞机的油箱，从而致其爆炸，但由于敌机飞得太低，有三个呈品字型发射孔火力十分猛烈，封连长被炸成血人，当场殉国。”

　　说到这里，早已遁入空门不问世事的88岁老人吴淞，眼眶内闪出了泪光。接下来的描述，更让人感叹人性中最为凄美坚韧的品格。“封连长牺牲时年仅22岁，刚刚结婚不到一年。

　　当我战后回到长沙，告诉他的妻子贺素琴时，贺当场昏死过去了。此后直到1989年我再联系上她时，已经步入老年的贺仍是孤身一人，终生未婚。”吴淞说，他最近一次联系贺素琴老人时，已经80多岁的老人仍在清贫中生活，所不同的是，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已是疾病缠身。

老年出家只为替战友超度亡灵

　　192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市化龙池的吴淞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名叫吴文达，早于吴淞参军。在参军以前，吴文达是湘桂铁路板塘铺工务段的职工，在目睹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平民区的惨状后，1941年毅然辞职参军抗日。

　　1943年秋天，吴文达奉命破坏敌占区陇海铁路，不幸被驻蚌埠日本宪兵队抓获。上级当即组织营救，由当地群众联名具保，证明其系贫民身份，因生活穷困检煤渣被误认为破坏铁道，日军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为笼络人心，将吴文达释放。

　　“没有想到的是，日本鬼子在释放我哥哥的时候，却强行给他打了一针，回到家乡38天就死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当时用于常德的细菌战一类的细菌病毒。”

　　得到胞兄被日本人害死的消息，是吴淞从常德会战的战场回到长沙之后的事情。国恨家仇，让吴淞在此后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中，更加不顾性命地奋勇杀敌，频立战功。

　　目前，吴淞老人在乾明寺——当年埋葬战友们遗体的地方剃度清修，为战友超度亡灵。“我现在住在这里，梦中总是出现当年战斗的场面。”吴淞老人说，经过68天的惨烈战斗后，日军伤亡达4万余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所知道的知名将士阵亡的就有上十人，如暂编5师师长彭士量、预10师师长孙明谨、15师师长许国璋，3师9团团长张惠明、57师柴团长、预10师参谋处长陈飞龙，等等。”

吴淞把当年熟识的一些战友，写上灵牌，在乾明寺的万佛殿做法事，超度亡灵。据吴淞介绍，只有营级以上阵亡将官才被用民船运往长沙，连级以下全部就地掩埋。“由于死亡的战友太多，根本没有办法逐一埋葬，往往是很多人就埋在同一穴里，所以这座山上，到处都是战友们的亡灵，我来这里，就是想为他们超度，让他们早日升入极乐世界。”